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(公元1603年)三月，楚王宗人、辅国中尉朱华越，向朝廷递上奏疏，指控27年前袭爵楚王的朱华奎，实为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，不应当让他“乱宗”、继续为王。由而触发了两派朝臣明争暗斗的轩然大波。 奏疏首先送到通政司。首辅沈一贯因经常收到朱华奎所送重礼，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，把奏疏压了下来。不久，朱华奎陈诉朱华越“强悍无礼”的劾疏就送到了北京。 同年四月，觊觎王位的朱华越，邀集了29个宗人，联名写出奏章，亲自携带进京，要上控朱华奎行贿和通政司积压他的前疏。沈子木获知后，慌忙找到华越，求他把原奏时间改为近日，上呈皇帝。得旨：发交礼部处理。 朱华奎的身份问题，在宗室处心积虑、争夺权位的情况下，早有人进行过攻讦。原来，楚恭王朱英佥，生前患有痼疾，死于隆庆五年(1571)。宫人生下遗腹子华奎、华壁弟兄，由王府内监郭纶照料。当确定袭爵的时候，府内仪宾(郡主之夫婿)汪若泉曾奏称，华奎弟兄并非恭王所生。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，华奎因而得袭王爵。 旧案重翻，礼部右侍郎郭正域，主张公开进行勘问。然而，沈一贯以“亲王不当勘，但宜体访(进行调查)”，加以反对。郭氏认为，事关宗室真伪，不通过直接讯问，怎么能秉公作出决断?依旧坚持己意。朱华奎知道这件事后，马上给郭正域送来黄金百两，表示只要不公开查问，他将继续送上白银万两，但被郭氏拒绝了。 案件发到湖广，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，对王府有关员役70多名且加以刑讯，都未获得能够证明华奎不是恭王所生的证据。只有朱华越的妻子、即王如言的女儿，依旧一口咬定朱华奎是“伪王”。 地方把勘问结果申报入朝，皇帝命各部院大臣，会同有关官员37人，进行覆查。他们在西阙门集会合议，各抒己见，书面送交礼部。郭正域主张把不同意见全部上奏，但礼部左侍郎、署尚书事的李廷机，坚持“先撮其要以上”。沈一贯抓住这个空子，唆使巡城御史康丕扬，疏劾“礼部壅阏群议，不以实闻”。郭正域稍后也揭发了沈氏接受楚王重贿、“匿疏阻勘”的行为。 沈一贯恨透了郭正域。朱华奎接着上疏说，郭氏乃湖广人，和他有仇怨。华越进京，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，正位为之出谋划策。在沈一贯指使下，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“陷害宗藩”，另一给事中杨应文则诬陷郭氏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，所以挟嫌报复。郭正域上疏辩解，皇帝没有理会，因而愤然提出辞官。 皇帝最后认为，华越夫妇“夫讦妻谮，不足凭据”，因而把他降为庶人，禁锢于凤阳；附和他的宗人朱蕴钫等多人，或罚减俸禄，或革爵幽禁；王府两名仪宾则永远戍边充军。具有复杂内涵的“伪楚王”案，才宣告收场。 朱华越等受处理的上一个月，即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，北京城内，四处流传着全文300余言的传单，题名《续忧危弦议》。文内虚构郑福成与人问答。大意是皇帝立太子朱常洛(按即日后的明光宗)，出于不得已。将来一定会另立太子，这从拜朱赓为大学士一事便可看出。赓者，更也。就是暗示太子定要更换的意思。更有人牵强附会，指称“郑福成”乃暗示：最受宠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，一定会成为太子。这份传单，当时被称为“妖书”。 “妖书”到处散发，朱赓的寓所中也收到一份。朱氏看后不敢隐瞒，马上进宫面奏皇帝。 明神宗看过传单，勃然大怒。当即命东厂和锦衣卫“大索奸人”。沈一贯因“伪楚王案”和郭正域结怨，又和另一大学士沈鲤不和，想乘此机会排挤沈鲤，置辞官尚未获准的郭正域于死地，从而密奏皇帝，“妖书”是一两个大臣的阴谋，必须严于追查。在他主持下，定出揭发主谋者给银5千两、授任指挥佥事的赏格。一时密探四出，京城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! 锦衣卫都督周嘉庆，被同僚王之祯等指为“妖书”作者。康丕扬看出沈一贯的心意，上疏硬指“妖书”和“伪楚王”两案同源，暗示和郭正域弟兄有关。谁知弄巧成拙，引起皇帝恼怒，斥责他“庇反贼”。还是得沈一贯竭力解救，才没有被罢官、充军。 康丕扬为了表现自己，接着派人逮捕了常到大臣家凑趣的和尚达观，到郭家看过病的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，府同知胡化也上书控告儒学训导阮明卿“造作妖书”；厂卫则捉到嫌疑犯毛尚文(郭正域家仆)。史载：“数日间，锒铛旁午，都城人人自危!” 钱梦皋秉承沈一贯意旨，继续上书攻击沈鲤和郭正域，要求“穷治根本，定正域‘乱楚’首恶之罪，罢斥沈鲤。”皇帝据此，命郭氏“回籍听勘”，也传旨严讯捕置狱中的诸人。 万历中期朝政的龌龊由此暴露无遗，刑部尚书萧大亨为沈一贯私党，审案时刑逼受审者供认系受郭正域指使，达观和尚当场致死，沈令誉等在酷刑下，同样没有乱供。作为原告的胡化，也被威逼、要他攀扯沈鲤和郭正域。胡化情急大叫，承认自己和阮明卿有仇，因而诬告对方写妖书，并未受人指使。锦衣卫都督陈汝忠审讯毛尚文，还派兵到杨村包围郭正域乘坐南归的海船，拘捕了仆婢和代抄文件的“佣书者”多人，但没有逼出有用的口供。被捕诸人中，只有周嘉庆毫无形迹，释放后革职回里。而他的舅父、礼部尚书李戴，已因此被勒令辞官了。 皇太子在东宫，听到他过去的老师郭正域受罗织，数次对近侍表示，“奈何欲杀我好讲官”?消息外传后，阴谋加害郭氏的人，才有所收敛。 “妖书”是何人所为，始终不明不白。 “妖书”案结束不久，楚王朱华奎以“助工”为名，向皇帝敬献万金。 巨金运送途中，以朱蕴钤为首的楚宗室，纠约了几百人，在汉阳进行拦劫。这一行为，当时被称为“劫杠”(按“杠”乃抬送重物所用的粗棒，有时也代指箱柜，民间旧时呼进贡的东西为“皇杠”)。 兵巡副使周应治以职责所在，当场拘捕了带头行劫的人犯36名，送往狱中。飞扬跋扈的楚王宗族，气焰嚣张，群起。周应治无法约束，只得匿身民间，不敢露面。 挂衔兵部尚书和右副都御史的湖广巡抚赵可怀，立即提讯被捕各犯。审问时，走下大堂，温语讯问。不料朱蕴钤和朱蕴訇两名，突然挣断刑枷，猛砸赵氏头部，致使当场死亡。经巡按御史吴楷告变，皇帝命鄂境严兵戒备，防止击杀大臣的罪犯外逃。附近地区因而哄传楚宗室“称兵谋逆”，惊惶不安。鄂西北的郧阳巡抚胡心得等，甚至操练兵马，请求“会师进剿”!诸人自忖难和官军抗衡，事态始末扩大。凶犯和带头“劫杠”者因而落入法网。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，“劫杠”案定谳。朱蕴钤，蕴訇两名，解送湖广承天府显陵(明世宗父母葬地)处死，勒令朱华堆等三名，朱华焦等23名监禁，朱蕴钫等22名革爵幽囚，其余多人或降爵、或革禄，处分不一。 “国体藩规俱不论，老臣涂血也堪怜！”这是当时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对本案发出的感慨。